摘要：《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山伯与英台》是我国第一部学术话剧，借助古典戏剧美学阐释制度变迁的一般性规律和附着其上的例外张力。三年前曾经演出过第一版，录像播出后引起戏剧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评论家们认为是以美育推进智育，以智识提升美学的一次可贵尝试。今年恰逢当年演员同学们即将毕业，我们推出了该剧的精华版，并在美学表现形式上有进一步突破，嘉宾席将设花道和茶艺供嘉宾观众欣赏，把剧，花，茶，艺整合起来，创造独特的东方写意美学场景，并藉此艺术化地折射话剧演出对于制度的反思理性。
“自古多少姻缘事，到头总是离别情。”又是一年花好季，旧曲新唱解迷津。
在这个荷风送香、竹露流响的六月，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班的同学，在吴元元教授的指导下，将再次把“梁祝”这个中国最著名的古典爱情符号搬上舞台，用法学人特有的法理智慧重新解读古代文本，通过学术话剧的形式开启一场“法律与文学”的优雅实践。
此次复排仍然以北京大学苏力老师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为学术蓝本。该剧三年前首秀引起戏剧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此次复排无论在内容创意与学术表达、舞美设计与表演规范、还是美学格致与智学涵泳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可谓曲尽其妙意蕴浓，彩笔生花技艺臻。
（一）爱情与婚姻：传统浪漫脚本的现实主义解构
从唐代起，梁祝故事就一直以传奇、戏曲、音乐等不同艺术形式在民间不断演绎，早已成为一曲永不凋零的爱情绝响。经过千年流传，“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浪漫宣誓已积淀为东方爱情哲学中独特的心理构成，“双双化蝶翩翩舞，恩恩爱爱不绝情”的“轮回”之恋亦形成了华夏民族在爱情文化上的审美共通。从白朴的《祝英台死嫁梁山伯》到李渔的《同窗记》，从程砚秋的《英台抗婚》到杜近芳的《柳荫记》，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到歌曲《化蝶》，忠贞不渝的爱情是这个故事永恒的主题。
然而，梁祝不只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爱情悲剧，它更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制度悲剧：当个体行为模式与制度规则相冲突时，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无法自觉开启作为制度例外的豁免之门！这恰恰是传统梁祝戏曲或影视作品在信息传达与文学分析上所忽略的。传统版本的梁祝在进行脚本解读时，仅着眼于感性的爱情层面，将这个故事当作“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处理。但当他们习惯性运用主体视角感知的同时，却忘记了《梁祝》脚本蕴藉的悲剧意涵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着本质区别。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是个体的悲剧，纯粹的爱情悲剧，偶然的悲剧。而《梁祝》的悲剧却是集体的悲剧，整个制度的悲剧，注定的悲剧！不宁唯是，莎翁故事的结尾，世仇的冰刃在挚情的撼动下融化，废墟中最后长出了长生花。从这个角度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甚至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准确地说它是一出“悲喜剧”。可以合理预测，如果罗密欧没有冲动地饮下毒药，他和朱丽叶同样可获得双方家长的宽恕。因为他们的爱情仅违反了家族规约，却未抵牾当世的宗教婚姻制度。
梁祝二人却永远不可能拥有他们的幸运。如果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是一个意外，那么梁祝的悲剧便是无可奈何、无法逃避的命运！因为，爱能化解仇恨，却无法感化制度。“没有任何制度有可能建立在爱之上”。回到历史的语境之下，我们发现，在一个人类还无法摆脱种族灭绝危机的年代，传宗接代就成了婚姻制度要保障的首要价值。为确保夫妻双方组建的家庭具备优生优育的基因禀赋和经济实力，早婚成为必要前提，父母包办婚姻成为有效降低信息甄别成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最优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一旦有了“山遥路远误佳期，程序正义未得行”的因，便必定跟随“媒妁之言父母命，棒打鸳鸯两东西”的果。
因此，本次复排在坚持梁祝传统爱情主旨的同时，将创新地运用客观视角对故事脚本进行剖析，在淡化了世俗对角色道德预判的同时，从法理学功能主义路径出发，凸显《梁祝》在制度层面的悲剧性。这也是我们坚持以《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山伯与英台》作为剧名的初衷：突出了在这个“负和博弈”的大悲剧中，没有胜者，满盘皆输。
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审视梁祝这一制度悲剧，我们不得不提到传统戏曲中没有多着笔墨的一个角色——马文才。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简单作为“反派”、“丑角”或“谐星”来处理，而要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唤醒他身上沉睡已久的悲剧性。不仅梁祝二人作为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不自觉地恪守着旧礼俗，冲不破“三媒六聘”的婚姻制度藩篱，在个人自由与集体规范的博弈中被制度车轮无情碾压。作为“公序良俗”捍卫者的马文才，也同样成为包办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与梁祝爱情悲剧的陪葬品。在“赔了夫人又折名”后，他不由通过“门当户对金玉缘，怎奈是繁华欢喜一场梦。近水楼台先得月，可叹是镜花水月一轮空。人道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郎才（财）女貌正当婚，殊不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媒妁之言害死人”的内心独白对制度发出悲情拷问。
此外，丫鬟这个角色也有创新空间。在传统戏曲中，丫鬟往往与小姐情同姐妹，又兼小姐的爱情导与兼姻缘缔结者，比如《西厢记》中的红娘，《牡丹亭》中的春香，《花田错》中的春兰。作为小姐的心腹，丫鬟总是善解人意、忠心护主的。但戏曲对于丫鬟的这种角色定位更多是出于剧情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尽管豆蔻韶华的小姐“窈窕无双颜如玉”，却“养在深闺人未识”，若无人“千里姻缘使线牵”，又何来“ 淑女才子并蒂莲”。另一方面，本来牵线搭桥是媒婆的工作，“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但在戏曲艺术发展到高峰的明清时期，媒婆的文学形象已沦落为市井“三姑六婆”，买卖婚姻的掮客，这才被心灵口巧的丫鬟们“鸠占鹊巢”。于是便有了“丑媒婆贪贿说风月，俏丫鬟知心渡良缘”的经典段落。但当我们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分析时，这些便说不通了。旧社会的丫鬟属于阶级底层，本质上是被主人买来的奴仆，即便“风流灵巧”也是“身为下贱”，并没有独立的人格权。她们与小姐间建立了两层阶级关系。首先是基础的主仆关系。封建社会，人与人的相处等级森严，作为奴婢的丫鬟既不可能与主子小姐成为姐妹，更无权也不敢僭越身份职能（服侍小姐），为小姐“私配郎君”。 其次，丫鬟与小姐间基于表层的主仆关系还形成了深层的人身依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于她们而言，最好的归宿就是成为小姐的陪嫁，被未来的男主人收于麾下。因此，为小姐挑相公其实也是为自己选人家。这保证了她们即使在能左右小姐婚配喜好的情况下，也会设身处地为小姐的利益着想。小姐嫁入豪门，她们也得以享一世荣华，小姐苦守寒窑，她们便注定一生劳碌甚至被转卖为奴。所以，对于《梁祝》中的丫鬟银心而言，最允情惬理的做法不是为祝英台与梁山伯牵线搭桥，而是劝说小姐嫁给形式上符合婚聘仪式、实质上对英台一往情深、地位上与祝家秦晋相匹、条件上坐拥富贵荣华的马文才。这也是本次学术版《梁祝》在角色处理上一个独到之处。
在关目设置上，我们保持“七幕”结构，并力求段落衔接与起承转合自然、灵活。其中，前四幕以少年梁祝“金风玉露一相逢，高山流水遇知音”为主线，保持青春活泼的“喜剧”基调；从第五幕“楼台相会”起，全剧开始由喜转悲，悲喜交集。一方面，师娘、媒婆等喜剧角色通过诙谐的学术语言生动揭示这看似庸俗冷酷的婚配“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另一方面，明知难挽“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难相见”的命局，悲剧的序曲在梁祝二人“同窗旧梦仍眷眷，分袂泣别却匆匆”中徐徐奏响，继而在第六幕“山伯死别英台”的华彩中达到高潮，最后在第七幕“英台自沉殉情”的惊心动魄中高亢收尾。对于悲喜的过渡以及悲剧乐章间的节奏控制，我们秉承“晴天霹雳、暴风骤雨”的准则。就学术表达的功能而言，后三幕悲潮迭起，将盾冲突由表面的个人（梁祝）与个人（马）、个人（祝）与家庭（祝员外）自然推向个体与制度的深度。站在观众的审美立场上看，梁祝的爱情悲剧并不新鲜，已无设置悬念的需要。反过来，剧情和表演决不可拖泥带水，要一气呵成，当观众还沉浸在悲剧的氛围中时戛然而止，达到余音绕梁，意犹未尽的观赏效果。
此次复排希冀：既对传统《梁祝》做出现实主义制度剖析的学术改进，又坚持人们勇于追求美好爱情的自由主义理想。正如苏力老师题记所述，虽然“你和我都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中”，“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二）戏曲与话剧：古典诗情与现代艺术的对话
中国戏曲是民乐与诗词的精美结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魂与艺术精神之本。她仿佛那个撑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伴着唐诗宋词的高诵低吟，带着元曲、杂剧的书香，从历史的雨巷深处向我们款款走来。传统文化沐浴了她矜持文雅的气质，古典美学熏陶出她梦幻空灵的神韵。她微启朱唇，吐金声玉振；她轻舞水袖，展梦里乾坤；她拟歌先敛、欲笑还颦，赋比兴之作。她长歌当哭、远望当归，咏抒情之诗。离形取意、以虚化实的表演化作那纵横锦绣的越管宣毫：“唱、念、做、打”，凝聚刹那喜怒哀乐，“手、眼、身、法、步”，沉淀千年爱恨情仇。一招一式都摇曳着含蓄、典雅的写意之美，舒展着古代文人恬淡、从容、与世无争的生活姿态。可以说，戏曲是听得见的水墨诗书，水墨诗书是看得见的戏曲。在戏曲的诗情画意中，我们寻到了最精雅的表演范式与舞台母本。
戏曲的写意美离不开简约空灵的舞台——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这样悠远的诗性与禅意远非时下流行的LED炫彩效果可达，于是我们决定以诗经、芥子园画谱那构图简朴、色韵冲淡的水墨丹青为背景，为全剧奠定“文以载道、气韵生动”的古典美学基调，并保证了不会有别的表演之外的东西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演员将成为整个舞台的核心。这种匠心与白先勇先生对昆曲《牡丹亭》的舞美设计不谋而合：“我们戏曲舞台，基本上是个抽象、写意的舞台，它以表演为主。”
戏曲的写意美具体体现在“舞台调度的曲线美、念白抑扬顿挫的韵律美、人物身姿台步的造型美”三个方面。为此，我们特意从为青春版《牡丹亭》设计服饰的那家苏州戏服厂量身定做戏装，并组织演员欣赏各种版本的梁祝戏曲，学习指掌、云掌、撇步等基础动作，借鉴它们高古诗化的唱词，形神兼备的表演。力求对白文辞古雅、韵律优美；形象清风朗月，举止落落大方，神态细致入微。并适当借舞蹈和肢体语言渲染气氛。比如第二幕“草桥结拜”中，山伯与英台在春光迤逦、风景如画的杭州城外相遇，互为知己，倾盖如故。但见“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二人不禁扇舞翩翩，义结金兰。这里的双人扇舞即借鉴了越剧《新梁祝》的表演。随着二人典雅而矫健地“转”、“甩”、“开”、“合”、“拧”、“圆”、“曲”，折扇被摆出一个个优美的空间造型，时而鸳鸯戏水，时而彩蝶双飞。扇弧划过头顶——“在天愿作比翼鸟”，扇叶舞于身侧——“在地愿为连理枝”。开合之间，折扇上的泼墨山水若隐若现，恰与“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绿”的季候与情境暗合。通过这种“以形写神”的肢体表达，英台的春心荡漾、山伯的一见倾心呼之欲出。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古风雅韵若不对接今人的审美，就会走上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衰败之路。在当代人的眼中，“一桌二椅大白光”的象征主义舞台早已单调乏味，晦涩幽微的戏曲唱词亦是不知所云，纷繁复杂的身段动作多乃繁文缛礼……如果再讲述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原本构化的审美过程将沦为一场味同嚼蜡的煎熬。所以，对与青春学术版梁祝来说，仅有古典诗情的内在神韵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现代艺术形式做载体。对此，焦菊隐先生曾有先见之明，“以话剧之形，传戏曲之神”。这个被焦先生称为“话剧民族化”的过程其实也是“戏曲现代化”的过程。将戏曲的古典美学植入话剧形式，以话剧形式演绎古代戏本传奇，这不仅能拉近与现代读者的距离，满足青年观众的期待，而且也更符合本剧“学术”的主题。
相比戏曲，舶来于西方文化的话剧主要靠对话、独白等写实主义手法传递信息。在内容表达上直截了当，在表演方式上自由多变，在舞台表现上更依赖实体。此般种种皆与我们对文本的“现实主义”分析路径相通。更重要的是，中国话剧作为一门兴起于“五四”的现代艺术，更兼“关注人性”的人文主义关怀。我们的演员都是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研究生，但在表演方面却是门外汉。如果囿于戏曲规范化、程式化的表现，就像大陆法系的法官被限定在法条主义的框架内，难免展不开手脚，不仅学术主题难以彰显，人物性格也无法展现。而话剧本着解放演员天性的宗旨，赋予大家很大的自我发挥空间。好比法英美法系可以法官造法。即便是业余演员，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更容易进入角色、激发演技。可以说，话剧是最有利于揭示梁祝悲剧制度成因，最容易走进年轻观众内心的艺术形式。
“实而不虚，必浊；虚而不实，必浮。”在处理戏曲与话剧的衔接时，必须把握好其中虚实交错的度。话剧是开门见山讲故事的好方法，但用力过猛也极易破坏精心营造的古典美学氛围。所以，我们在画面构图上始终保持一定虚空留白，避免写实手法使用过渡造成的舞台堆砌。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留住冲虚飘逸的写意美感。同时，为保持透视人生、剖析社会的现实主义风格，话剧对背景配乐等烘托手法的使用十分谨慎。音乐作为一种“以虚化实”的通感美学，会加重抒情表达，削弱故事的写实性；但反过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画对位”同时是“以声传情、以文化人”的营造舞台写意美的重要途径。为了将写意美学的总体基调贯彻到底，我们放弃话剧单调对白的路线，将梁祝定位为一部配乐话剧，在音乐选取上刚好辅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主旋律。《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受越剧调式的启发创作的民族交响乐，具有贯穿古今、联璧中西的雅俗共赏的特点，与我们古典诗情与现代艺术对话的主题相互映衬。
诚如白先勇先生总结的那样：“我们尊敬古典，但是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是不滥用现代”。青春学术版《梁祝》力图在戏曲与话剧间、在古典与现代间、在写意与写实间寻到一个虚实互补的平衡点，完成一次穿越古今的古典诗情与现代艺术的对话。
（三）从寻美到求知：美育与智育的联姻
“梁祝”这样一个“千古传颂生生爱”的故事，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演绎与解构，本身就是古今美学的集大成者。我们这次复排更是将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进行了学术演绎，可谓以美育推进智育，以智识提升美学的一次可贵尝试。
所谓美学效果，主要是弘扬中国古典写意美学，让学生在观赏话剧的同时培养对传统文化的审美情操。比如我们的邀请函运用了水墨荷花，标题用行书，邀请词参考了《玉簪记》中的古体表达，所谓智育追求，是我们通过中国古代美学意向的表达，反映中国古典哲学管中窥豹、一叶知秋的从局部反映全局的精意。并在追求审美的过程中层层推进制度的规则与例外间存在永恒张力这个智识主题。
仲夏共雅宴，水阁纳风凉，花气正袭人，氤氲有茶香。既是拈花问雅的盛宴，便少不得花道与茶艺这两样最风雅之事，二者又恰与剧中古典写意美学优雅融合，真正将观剧变成一场学人雅士齐聚一堂、观众演员交流互动的消夏雅集。
“法律与文学”运动发源于美国，并由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以中国特有的古典戏曲为文本，在国内进行推广和创新。但一直以来只是以文本分析的形式在法学界展开。本次复排将第一次以话剧的形式践行法律与文学的基本理念，扩张该运动的内涵和外延。作为国内第一部学术话剧，《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山伯与英台》是法律与文学运动拓展到戏剧领域的先锋作品。
正如《同窗记》中，山伯与英台千里求学，三载同窗。2013级博士研究生也在法学院度过了自己难忘的三年时光。“风雨共济长相伴，互助互勉同路人。”如果说2013年入校时他们首次尝试的话剧版梁祝，在内容编排和具体表演上还稍显稚嫩，舞台表现优于学术演绎，喜剧感强于悲剧感。那么在共同度过了三个寒暑春秋，经过了三年智识沉淀和学术规训，即将结束博士学业之际，他们必会将已孕育饱满而成熟的感情，倾注于青春学术版《梁祝》精华版的复排中。以高雅精致的剧本创作、凝练东方美学的诗化对白、更兼以历史语境下功能主义路径的制度分析，展开一场法律与文学、美学与智育间的亲密对话，同时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自己的学生生涯致以青春的礼赞！
